向海外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是个代表性的标志。

是否也可以作一些改革探索，就是民营企业按照上级工会部门要求，自行组建工会，并上报工会部门批准。国有经济需要缩小自身活动范围。

这也意味着，民有经济不等同私有经济，其中大量的股份合作的民有经济本身就包含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一般，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国有企业只是必要的补充。例如，航天航空工业等。即使对民营企业采用上述措施，也应当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结案后及时解封、解冻非涉案财物。3．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 保护产权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对未来有清晰预期。

而承担国家和社会特殊职能，其含义会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不同。争论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民营经济是否是权宜之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时，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以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并认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一、中国宏观税费负担到底高出多少？ 在政府与个人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体制安排和风险防范：一是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要建立起制约关系，避免公权力部门膨胀较大、效率较低、支出过度、资源浪费等消耗税款的情况。

考虑目前分配格局的承受能力，减税降费还是分三年实施为宜。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计算中国近年的投资生产率为15%左右，我们将此设为最低，考虑资本生产率高中低为15%、25%和35%，则应投而未投的产出损失为7519亿元、12531亿元和17544亿元。中国2017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和平均水平高出19.2和7.1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我们取中位资本生产率水平，则2017年产出损失占GDP的1.52%。

从征税对象看，各项税收和费金，主要从企业中收取，后来开征的个人所得税比例较低，房地产税没有开征，最保守估计，政府收入的85%来自于企业。但是，减税五年，可能时间太长。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地改革，宏观收入水平，从高到低，1995年最低时为16.45%左右。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税收及政府其他收入体制的改革，分税制改革增强了税收向中央集中的力度，养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险金开始建立和征收，土地使用从政府无偿划拨逐步改革为协议和招拍挂出让，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项通过收支两条线合法化，结果宏观税负率很快上升到2013年的38.27%。从表3中国企业税负与世界其他国家税负比较看，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高出近29.73个百分点，比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8.8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6.84个百分点。从表1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26.43%，其后每年负担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了36.22%。

因为减税费是一个最为紧迫的改革，因此，将我们研究的这部分结果先发表出来，供各方了解和参考。设想从2019年开始真心实意地减税降费，分三年达到合理水平30%。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计算各方面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政府过多分配国民收入，导致企业投资减少还原，其模型为： 中国政府收入的85%来自于企业交纳的税收、费项和基金等，则企业应该投入而没能投入的资本⊿K1=50127亿元。

当然，政府税收部分增长也不慢，年平均增长都快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税费水平较高，主要是行政和经济建设支出过多，并且，一年内减税到位，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一个可行的操作方案是成立一家全国性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比照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方式运作，一只手在中央政府的担保下从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融资，另一只手全面、专业、系统地管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所有的基建投资活动，防止其盲目发展，由此，金融体系才能专心致志地服务企业和居民消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股权质押的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投资者信心得以恢复，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也能大幅降低，中国的杠杆率会更加透明、安全。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少？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约为18.4万亿元。

具体来说，资本市场对于任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信息都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美国的股市，这往往又反过来影响我国投资者的情绪。对于银行而言，贷款给地方政府关联的机构和企业，是一个非常简单且交易成本低的贷款方式，但这也导致了资源的挤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国金融系统必须做出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而其中的关键，是要做一个切割的大手术。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其中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绕过上级政府的监管、通过各种形式借款而形成的。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体制改革 。相比早些时候，近几个月质押的股权数量增长，但市值减少，原因在于股价的持续下跌（附图）。

总之，当前影响经济未来走势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问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体制性问题。如今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是必须去除大量的低质量金融资产——类似于癌症细胞，靠减少贷款、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的办法绝不是治本之策，必须靶向治疗，解决问题之本。

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它将影响中国短期内的对外出口格局以及中长期的产业升级路线。中国的杠杆率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高低问题，关键是质量和透明度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经济杠杆率本身并不算高，目前非金融部门负债约为GDP的2.6倍，与美国相近，低于日本的3.6倍，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以上、日本的1.5倍左右。今年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大量上市公司股东拿自己的股权去质押融资，这固然与其加杠杆再投资有关，但也不乏为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或担保等纾困用途。

这家公司可以比照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机构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担保下，从资本市场上大规模、低成本融资，目前来看，十年期国债的年化利率在3.5%左右，远低于地方政府从市场上融资的利率。第二，必须要对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进行根本性的、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的有效管理。03 大手术化解融资难，提升杠杆率透明度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对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动一个大手术。如果这个手术能够成功，银行的贷款资源将得到充分释放，整个企业界的融资情况会得到大规模的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压力将得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从此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这个手术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要把地方的隐性债务从银行体系中切割出去，不能让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再融资挤占宝贵的银行信贷资源。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其实以银行信贷为主，而银行愿意投放的是低风险、有担保、利率高、单笔额度大的项目，这恰恰是与政府相关的各种贷款，银行贷款中有很多是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国有企业贷款，这些贷款的最终使用者是地方政府。

中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A股市场质押股数6414.37亿股，约占总股本的10%，质押股份市值合计4.53万亿元。02 金融问题症结在于地方政府挤占金融资源 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从当前情况看，货币传导不畅，流动性不能顺利注入实体经济，显然是一大隐忧。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因素不是贸易摩擦，而是金融资源流向不合理，大量金融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国有企业，流向了没有得到合理监管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挤压了一般企业的融资空间。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不同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估计，一般说来是在9万亿到47万亿元之间，其中比较集中的估计值是30万亿元左右。

更重要的是，这一设置将使得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得到统一管理和制约，实现长期、稳定、高效的增长。通过成立全国性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方式，可以大幅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而银行体系每年新增贷款规模约13.5-14万亿元，加上收回移位再贷款约25万亿元，总共约40万亿元，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维持每年将占用银行信贷资源的15%。这家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可以从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抽调职能人员，进行公司化运营，从而专业、全面、有效地审计各地方政府财政情况，估算其实际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规模，评估其还款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长期的判断。

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毕竟，对美国的出口仅仅占到中国GDP的3.5%左右（2017年数据），且其中大量附加值来自于其他经济体，例如日本和韩国。事实上，当前大家所谈不多甚至忽略的是中国经济自身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金融系统和地方财政融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关键因素。

银行贷款主要是中短期，我们以5年期贷款计算，这30万亿资金每5年就得循环一遍，每年会占用约6万亿银行贷款额度。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最为显著和直接的影响在于资本市场的反应。

为此，中国金融和财政体系必须动大手术，把地方的隐性债务从金融系统彻底切割出去，并对其借贷行为进行行政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的有效管理。这30万亿债务，归根结底来自于银行体系。